中国国家支配形式和合法性基础

 

与利维坦共舞

与利维坦共舞

国家治理理论和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要知道国家治理逻辑的信息?原因有二。

  1. 建立模型解释现实,这是我作为理科生的本能冲动。
  2. 在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存在在每一个角角落落,既然无法避开它,不如学会如何和利维坦共舞。

权利与其合法性基础

任何权利都有为自己之正当性辩护的必要。

– 马克思·韦伯

韦伯认为,任何权利都不能持久的建立在强制或暴力的基础之上,而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 权利一单建构在合法性基础之上,即成为权威。 由此,韦伯根据合法性来源不同,将权威分为3种理想类型。

  1. 传统权威
  2. 卡理斯玛权威
  3. 法理权威 所谓理想类型,即把现实中事件的特征抽象概括。理想类型,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实际运行的权威可能是多种理想类型的混合。

传统权威

传统权威,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习俗、传统中获得合法性,如传统社会中,长老权威从沿袭已久的文化传统中的以维系。

卡理斯玛权威

卡理斯玛权威,是以领袖的超凡禀赋来获得追求者的认同拥戴,从而获得起合法性基础。

法理权威

法理权威,是依据民众所认可接受的公证程序而获得合法性基础。例如通过选举产生总统和代表。

考查权威行使自身权利的方式,韦伯提出了‘支配形式’的概念。

权利支配形式

权利支配形式,指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

典型的支配形式

  1. 官僚制
  2. 家长制
  3. 卡理斯玛制 官僚制中,法理权威和规章制度有密切关系,特别强调程序正确、法理面前人人平等等基本原则。 卡理斯玛制,领袖通过不断创造奇迹,以显示其超凡禀赋,来说服追随者服从和认可。 家长制,传统权威为了巩固自身合法性,需要不断巩固人们对传统习俗的认同。

韦伯的官僚与中国官僚

韦伯官僚

根据以上的描述可以得知,韦伯意义下的官僚制度,和中国传统官僚制度相去甚远。

韦伯意义上的官僚制度,特点是等级分明的正式结构,官员行事有正规规章制度的约束。 录用与晋升,有正规程序规则。

因此,韦伯意义的官僚有着稳定,高效的特点。韦伯提出,官僚制服从于社会整体制定的一系列理性规则,只要符合规则运作,官僚的权力即是正当的。

因此,韦伯认为,官僚制度可以是民主宪政的基础,即按照抽象的规则行使权威,而非按照个人意愿。抽象规则来源于社会整体的制定,其具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中国官僚

中国官僚制与韦伯官僚制的区别在于:中国官僚制不是建立在法理权威基础之上,而是依附于君主专制的权利之下。 中国官僚制的合法性,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授权集中体现与向上负责制。

  1. 官员的录用选拔、流动、生杀大权最终握与君主之手。
  2. 各级官员在各地个位置上的所作所为,均来自于皇帝的授权,其职能为代皇帝行使权利,
  3. 官僚体制发展了一整套规章制度,以求自我正常运转。然而皇帝在各个环节都有最终的决定权和任意干预的权利,也即皇权凌驾与官僚权力之上。

中国古代权利结构

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以皇权为中心,表现为家长式支配形式,官僚制作为皇权的治理工具和载体。于此同时,官僚制又是独立于皇权,有内在运行机制的有机体。

君主专制制度,从一建立起,其基本点就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利。皇权建立在传统权威与卡里斯马权威兼而有之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皇权一方面来自传统权威的祖宗之法,另一方面来自于君权神授德治天下的卡理斯玛权威。这种合法性渗透于日常生活的种种制度设施上,儒学经典科举制度,官僚体制里程序等地域,广大民众来说,皇权成为自然秩序。

中国皇权与官僚既交融又紧张

列文森说,从一开始,传统的中国官僚制度和君主制度就是相互依存,又彼此排斥的关系,君主一直都在从事着反对官僚扩张的斗争。而官僚则始终从事着,防止天下成为君主私产的斗争。

儒家学说试图以道德治国将天子作为道德的化身,并用道德来约束天子和大臣。一方面君主需要依赖官僚制度,实施统治、汲取资源。又正是各地的官员体现了皇权所在。而身兼儒教文人的官僚即在权威上依附皇权,又在道德上约束君权。两者的交融和紧张源于其中国历史上的国际治理合法性基础之中。正是君主与官僚相互依赖,有相互钳制的矛盾中,君主专制体制焕发了活力。

皇权可以打断官僚系统的正常运行

君主专制权利凌驾与官僚权力之上,不受官僚规则的羁绊。 这意味着君主的意志,可以随时打断叫停官僚体制按部就班的运转。

因此中国的官僚体制断然不可能真正制度化,真正建立在程序规则及法理权威基础上。因为这将削弱甚至否定君主的专断权利。然而为了使得君主有效地行使专断权利,各级官员也必须拥有对其下属类似的权利,用于执行和实施自上而下的专断指令。 换言之。如果各级官员没有类似的这个权利,他们就无法执行君主的意图,无法改变或者打断官僚体制的运行。

一旦官僚制度不能建立在程序规则之上:向上负责制,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皇权对官僚产生的影响

面对皇权、或代表皇权的权威,官僚组织中的上下级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上级依靠下属完成任务,掩盖问题。而下级依靠上级的赏识获得进取,或求得庇护。 如此关系网络中的庇护关系、山头、宗派滋长丛生。如此官僚体制的实际运行对一统的皇权造成了威胁。

君权强,则官僚体制为之所用

君权弱,则官僚体制自行其是

中国国家权利的合法性与中国官僚体制

中国国家权利之合法性

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在以法理权威为表、卡理斯玛权威为实的混合型基础之上。

近代中国经历一系列重大变革、战争。中华帝国的合法性:儒教基础上的传统权威,已经无法为国家权利做声明。法理权威是近代国家,无可争辩的合法性基础。

然而在一个经历数千年君主官僚制的传统中国社会,法理权威并没有真正扎根。卡理斯玛权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作为执政党的权利依据而存在。执政党的种种努力,也在事实上塑造和巩固了卡理斯玛权威。 这是历史的选择

  • 卡理斯玛权威的特征之一:可以有效的调动群众投入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建设过程中。
  • 卡理斯玛权威的特征之二:群众运动是维系群众和领袖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

然而,韦伯指出: 卡理斯玛权威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延续的困难,因此,卡理斯玛权威常常经历一个‘常规化’的过程。即将领袖的超凡魅力转化为稳定的组织设施上。 中国共产党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官僚制在中国国家支配形式中的位置角色

在中国,作为权力中心的党,与官僚体制之间,始终是主从关系。换言之,虽然国家支配形式改变,但官僚体制的位置一如中国历史上的官僚体制,其合法性仍然来源于自上而下的授权。仍然体现在‘向上负责制’一系列制度安排之上,但国家与官僚制之间的组成关系有了新的演变。

  1. 国家凌驾于官僚体制之上,权力关系更为强化。在正式制度之上,执政党借用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式行使卡理斯玛权威和严密的组织纪律。对于官僚制有更多的约束和动员能力,并且体现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之上。
  2. 随着执政党经过卡理斯玛权威的制度化过程,官僚制有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拓展,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角落。

官僚制的拓展

在当代中国国家支配形势中,国家与民族的密切关系是卡理斯玛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卡理斯玛权威建立在追随者对领袖的超凡禀赋的信仰。

  1. 官僚制在组织上实现意识形态一统化和话语垄断权。 不难理解,任何挑战卡理斯玛权威的话,都会弱化甚至瓦解其合法性基础。因此是话语垄断是卡理斯玛权威的关键所在。

  2. 通过官僚体制将民众组织起来,以稳定的组织来保证民众与卡理斯玛权威领袖的密切关系。在中国这一组织形式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城市到农村的各个角落,都被高度组织起来了。革命教化和运动是治理乡下渗透,成为执政党的日常工作。

规则的尴尬

卡理斯玛权威,不能忍受官僚体制的束缚。需要时常打断官僚体制内部机制的惯性来实现其意图。对这一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的批评,指责反复见诸毛的著作中。

官僚制非正式关系的来源

  1. 官员的依附性、环境的不确定性,使得他们不得不经营非正式关系。这一点官僚体制有类似的渊源。
  2. 这些非正式关系成为落实与应对高压政策的必要手段,因为政策实施、落实时,时常需要非正式制度来动员解决。

领袖、官僚、群众的困境

毛,对于国家和官僚之间矛盾,曾有多种尝试的解决办法。

其中一个做法是试图将执政党与官僚加以区分,将执政党卡理斯玛化,抽象化。因此与官僚的诸多问题区分开。提出这些官僚体制违背了党的路线,需要整党、整风或各种政治运动来解决官僚体制。然而,作为国家执政工具,你组织失败,不可避免的会引起人们对体制中最高权威的质疑,从而动摇其合法性基础。

毛一个尝试是试图以官僚体制和群众运动双重并用,互为钳制。一方面官僚体制用于组织群众,另一方面群众制约和推动官僚组织,于是群众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入了国家治理逻辑, 其缺点在于官僚制和群众运动无法兼容,难以构建一个稳定相济的制度基础。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卡理斯玛权威的式微

在后毛泽东时代,卡理斯玛权威,受到多方挑战,陷入了深刻的困难和危机。随着中国社会本身的多元化发展卡理斯玛权威的两个制度设施,即:高度统一的观念制度和严密的组织制度,在改革开放时代都有了极大的削弱。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认同、服从的纽带已经难以为继。执政党也在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强调法制健全规章制度。

卡理斯玛无可奈何的式微,体现在一次次试图整治官僚体制的努力与失败中。以及针对官僚权力的政治力不从心的无奈境地。如此近年来的国家建设出现了一个危险倾向即官僚权利在其约束条件缺失的情况下急剧扩张。

缺失合法性的危机

但是许多做法仍表现出重新加强卡里斯玛权威的努力,例如强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管控,强化政治教化。改革开放时期,经济迅速发展,也引领着执政党沿着卡理斯玛权威的轨迹走下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执政党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更多的依赖官僚体制来推动经济发展,以此获得合法性。

近年来,民众常常发出声音,寻求公民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今天卡理斯玛权威已经不足以提供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成为急需回答的问题。

封面照片摄于摩纳哥🇲🇨